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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蕾，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讲师。
琚慧琴，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2020年4月11日，泰国男星Bright的网红女友Nnevvy因疑似“台独”的言论和涉嫌“辱华”的行为在社交媒体上被粉丝曝光。女友的不回应加之Bright当晚在社交媒体上的争议性动态彻底激怒了粉丝，事件的持续发酵引发中泰网友之间激烈的骂战。“#nnevvy”一度冲上推特世界趋势第一名，“#Bright女朋友”也上了国内微博热搜。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借机挑拨离间，导致事情脱离明星、女友、粉丝等饭圈话语，中泰两国骂战进一步升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泰关系等政治问题成为骂战焦点。4月14日，中国驻泰大使馆在Facebook上就近期网上涉华言论发表的谈话也无法平息此事；直至4月16日，相关话题才脱离泰国推特趋势。
此次中泰网友的骂战虽然没有引起国内主流舆论的持久关注，但整个骂战中双方网友不断地用极端的措辞来激怒对方，并波及一些泰国官方机构的微博账号，泰国国家旅游局的账号还一度被迫关闭评论；在海外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甚至上了推特世界趋势第一名。泰国是中国人境外旅游的第一大目的国，也是东南亚对中国最友善的国家之一。与先前民族主义事件中“外界刺激-民间反击”的模式有所不同，此次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始于饭圈内部的主动酝酿，牵涉到的是传统上和中国保持友善关系的邻国而非诸如日本、美国、西方等长期用以界定“我们”身份的“他者”，因此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研究始于对“411事件”的田野调查，包含在线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两个部分。参与式观察从2020年4月持续至2020年8月，这一时间段对应着“411事件”在推特引发中泰网友骂战、转战微博回归饭圈斗争直至Bright微博公开道歉一个月后，这起事件在互联网中基本沉寂。
深度访谈的对象一部分来自于研究者的人际网络，受访者均全程参与了“411事件”；另一部分受访者来自于研究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的深度参与者，他们有的亲自参与了“411中泰网友推特骂战”，有的在事件爆发后期领导了“Bright澄清”“Bright反黑”等主题的粉丝活动。第一次访谈于2020年4月至6月陆续完成，受访者在既定的主题和框架下就事件爆发的原因、参与细节、情感变化、事后评价等方面自由地表达看法。Bright于6月20日晚在微博就“411事件”向中国粉丝道歉（也是Bright首次就“411事件”作出正面回应），此后直至7月事件平息，研究者对受访者进行了回访，主要询问他们如何看待Bright的道歉以及即将播出的续集。
笔者将近年来兴起的“粉圈出征”现象界定为一种介于重大的特殊事件和平庸的日常表征之间的民族主义实践形式。本文以“4·11中泰网友骂战”事件为切入点，结合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日常操演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以阐释这一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现象，并将其置于媒介新技术所塑造的全球同一言论场中，从全球文本的审查、对民族主义的策略性利用和多重身份导致的价值抉择等方面具体考察了粉丝民族主义的日常操演。
一 媒介与民族主义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大众媒介息息相关。
“民族”是印欧语系罗曼语族中的原生词，其他语系中的“民族”均是外来词，“国家”“民族”等词汇的现代意义直到19世纪后期才形成（霍布斯鲍姆，1990/2006：14-16），因为“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伴随着工业社会而出现的历史产物。民族是具有自发性的生命体，国家是具有计划性和意识形态导向的组织者，民族通过国家进入历史，形成民族国家这一共生体（德拉诺瓦，1999/2005：66-67）。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与其相关的民族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和18世纪的人民主权学说（希顿-沃森，1977/2009：8）。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了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和“创造性”，并分析了印刷媒介在民族国家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安德森，1991/2005：38-46）。盖尔纳（Emest Gellner）认为，正是大众媒介标准化的、点对面的传播方式而非具体的传播内容，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盖尔纳，1983/2002：166）。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私人领域对接了公共领域，民族象征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霍布斯鲍姆，1990/2006：138）。可以说，现代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媒介化现象。
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精英急于培育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将民族主义视为建立现代国家的理念起点（李耘耕，2019），大众媒介成为精英阶层打造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到20世纪末，随着传播新技术的推广，互联网开启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篇章。
横向看，全球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已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阵地（Adriani，2019），民族主义也是中国网络政治话语里最引人注目的主题。纵向看，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是一百多年来本土民族主义运动的自然延续，它既不同于官方的爱国主义，也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相区别。传统的精英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大众，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认知差距正在缩小。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者“将互联网作为交流中心、组织平台，以及在全世界华人中推广民族主义事业的执行渠道。他们主要关注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努力保持中国作为一个受尊敬大国的历史地位”（Wu，2007：129、155）。信息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社会话题有强烈兴趣，经常接触媒体上的政治新闻并与人讨论，越是不经常使用官媒而是通过微信、微博和境外报道来获取信息的网民，越可能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郑素侠，2017）。总体来看，就民众对于民族主义身份的认同而言，互联网要比传统媒介的影响更显著（陆晔，2010）。
有学者把互联网时代中国人民自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分成三个阶段：1998-2005年的第一次浪潮与20世纪90年代以出版和报刊为主要阵地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的民族主义有了显著的区别，一些强调国家民族情怀的网站或论坛成为公民参与的新阵地；2008-2010年第二次浪潮的80后爱国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与外部世界有着广泛接触，被称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informed nationalist）”，他们同时也是浸润在网络消费亚文化中的后现代商业文化消费者；在近年来以“帝吧出征”为标志的第三次浪潮中加入了许多90后网络亚文化的粉丝群体，他们为网络民族主义浪潮注入了带有戏谑、游戏性质的后现代风格，且在实践过程中展现了颇高的媒介素养和组织能力（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
媒介新技术使普通民众从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局外人转为建构者和行动者（冉华，王昆，2018），2016年的“帝吧出征”事件激发了国内学界对于社交媒介时代网络民族主义的集中讨论。大家从网络亚文化的情感游戏（王喆，2016）、商业文化语境下的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郭小安，杨绍婷，2016；刘海龙，2017）、消费文化下的身份政治表演（李红梅，2016）、碎片化的奇观体验（陆新蕾，2019）等角度解读了粉丝圈的民族主义实践。互联网新媒体语境下政治运动、追星、游戏、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逐渐消融，有学者将第三阶段的民族主义称为“粉丝民族主义”，即“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刘海龙，2017）。日益频繁的“粉圈出征”成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实践的特殊方式。
二 全球同一的言论场：
跨文化的民族主义新舞台
传统的大众媒介是构建国家和传播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但作为全球化关键因素的互联网则被许多学者视为具有削弱甚至解构民族国家的潜力，它可能使传统的领土边界变得毫无意义（Mills，2002：69），产生新形式的“后国家认同”（Poster，1999）。
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认同走向没落的观点似乎过于乐观。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入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但国家依然是无可争辩的文化、身份和日常生活运作的空间（Edensor，2002：1），“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即将被国际主义潮流所征服的正在消失的岛屿，它仍然是当今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Billig，2017：308、319）。事实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互相依赖，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政治是不可想象的。整个20世纪，跨国传播的迅猛发展反而是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扩张的主要条件（吉登斯，1985/1998：6）。另一个挑战是亚文化群体在互联网新技术下的大量涌现，他们的存在使同质而稳定的民族主义概念变得复杂化，但这些群体并没有挑战这个世界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这一观念（Szulc，2017：68）。互联网的匿名性并不代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清零，人们依然带着现实社会的各种身份参与互联网的日常活动，在网络跨国交流中，民族国家的归属依然是个人最重要的身份标签。多样性的身份未必互相排斥，国家认同往往是其他日常认同叠加于其上的基质。
借由互联网而指数级增长的全球传播非但没有消除个体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同一空间里跨文化的频繁互动反而激起更多的民族主义摩擦。过去，控制着教育系统与大众媒介的精英们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民族主义的日常实践，包括特定民族主义事件爆发的频率与节奏。如今，全球同一言论场中的民族主义不仅仅遵循政治家和主流媒体主导而民众被动参与的模式，民间发起和主导、发酵之后各利益相关方介入的新模式变得日益普遍，参与者往往遵循亚文化或市场细分群体的分类逻辑弥散于整个网络空间。
同一言论场让不同国家、地区乃至小圈子的舆论彼此可见，将关涉他者的评论限制在小范围内已无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诸如“411事件”中一国影视新人的女友在当地社交平台上发表的言论才可能引发另一国粉丝的轩然大波。在这个民族主义实践的新舞台上，个体借助互联网自发对网络文本的全球性审查已悄然兴起。这项原本由控制着大众传媒的精英所担负的审查工作，如今互联网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当然，审查的对象并非漫无目的，而是集中于与中国有相关利益——主要是商业利益的群体。审查的原则是在中国赚钱（圈粉）就必须尊重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底线，否则不但会招来国内网络舆论的批评，还会引发消费抵制。如同民国时期的国货运动，“消费成为普通中国人每日实践民族主义的一种方式”（葛凯，2003/2007：368）。在涉嫌“辱华”事件上要求外国艺人解释和道歉的粉丝，“求的是一种认同，被偶像正主认同，认同我作为中国人前提下的粉丝身份”（受访者F），否则就会导致大量粉丝的脱粉。
跨文化的全球性审查时常遭遇文化差异的问题，在中泰网友“骂战”事件中，两国网友间的认知差异助推了事件的升级。
泰国人在推特上点赞推文并不代表同意作者观点而只是一种收藏，以后有时间慢慢看，但这在中国人眼里就变成了同意作者观点，也就是辱华了（指Bright同意了女朋友的观点）。因为文化和政治差异导致Bright的许多行为无法被中国粉丝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是如果他想要赚中国人的钱就必须认同中国的政治主张。但外国人认为Bright是泰国人，不需要认同中国的政治主张......中国人认为他们是男女朋友，把他们归为一体而不像泰国人把他们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受访者X）
通常情况下，出于维护国家形象和偶像利益的双重考虑，文化差异的间隙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和斗争。粉丝以共同喜爱的偶像为情感纽带进行跨文化交流，其目的在于获取物料、交流情感和追求认同，双方之间会尽量避免谈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然而，由于“政治正确”的审查已经固化为一种内在机制，偶像任何“辱华”的言行都会引起粉丝的习惯性警觉，文化差异导致的间隙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很容易裂变成愤怒与挑衅，“中粉有点骄傲，以有钱、人多大国自居......想要争一口气，让所有人看到中粉财力和能力，我们既然能给你捧成国际巨星，也就能让你黄”（受访者F）。两国粉丝骂战导致的紧张氛围使泰国艺人Bright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向中国粉丝道歉意味着激怒泰国本土的粉丝，而不道歉则意味着失去中国粉丝。于是，Bright选择在事件平息后再发表致歉声明，但此时对多数中国粉丝而言为时已晚，大家并不买账。
在互联网这个全球同一的言论场中，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行动不仅伴随着全球范围内利益相关方的回应，还可能引发各种势力的介入。本次事件中，中国粉丝对泰国艺人涉嫌“辱华”的批评很快引起了其他势力的兴趣与关注，事态的发展也逐渐超出了粉丝的控制。饭圈的民族主义情绪被部分粉丝点燃后，港独和台独势力对此进行了渲染和放大。粉丝本来只想针对艺人，希望他们“粉丝量下降，价值下降”（受访者F），但很快上升至国家层面，演化为两国网友的敌对骂战。
民族主义的运作已经从民族国家各自封闭的空间扩展到一个广袤而同一的互联网平台上，形成一个同一的全球性言论场，利益相关方各怀目的参与其中。只有当人们和异文化相遇时，他们才会意识到日常生活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习惯和身份认同，从而必须采取一个立场。在这个全球言论场中，对于异文化和差别观点的碰撞增强而非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这点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表现得更加显著。正是在这一由传播新技术所打造的全球言论场中，民族主义的实践方式发生了悄然的改变。
三 从“平庸”的民族主义
到“日常操演”的民族主义
虽然民族主义始终是工业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和动员力量，当代西方人却常认为它发生在边缘和他处，即民族主义是遥远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象；又或者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从知识分子对民族观念的提倡到民族主义观念的扩散，再到通过群众运动将民族观念构建为民族国家的过程（Hroch，1985）。这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强调精英们在创造和维持民族国家想象时的核心作用，他们一方面制造国家符号体系，另一方面又管理着国家的大众传播系统（Schneider，2018）。
一旦民族国家建立，民族主义似乎就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多余，没有进一步描述的必要了，只有在特殊的纪念日或突发事件中，民族主义才会被召回。然而，Billig提醒我们，有种“被遗忘的提醒”（forgotten reminding）在日常生活中维持着人们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这种“提醒”并非诸如节庆、国际冲突这样的特殊事件，而是日常平庸生活的一部分，他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民族主义称为“平庸的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它包括日常的政治话语（如爱国主义）；各种场合中存在的民族国家象征符号（如国旗）；特殊的修辞和比喻（如将国家比作家园、将民族国家人格化）；大众媒介从政治、商业、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建构起的“祖国”，唤醒“整个国家的‘我们’”（Billig，1995）。这样的身份认同让全民处于随时可以为国家挺身而出的状态。甚至日常生活中关于图像、声音、纹理、气味、味觉等视觉性和物质性的存在对国家认同都是至关重要的（Zubrzycki，2017：2）。对身份认同的日常标记（flagging）让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琐碎生活得到了对接，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认同最终需要落实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国家认同是个持续过程，需要不断地反复确认。
“平庸民族主义”的概念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民族主义，但个人并不是特定符号或标志被动的接受者，日常生活的视角更要关注主体的能动性。互联网时代的在线民族主义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民族主义的积极参与。国内学界对于“帝吧出征”的一系列研究注意到了粉丝群体在为国“出征”中的主动性、组织性和策略性。一些国外学者就Billig对于普通人无意识再现民族主义的暗示也提出了批评，人们很多时候能够自觉而创造性地运用民族主义（Antonsich，2016）。民族认同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动态的、对话性的，存在于由图像、思想、空间、事物、话语和实践构成的巨大文化矩阵中”，国家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建构、复制、争论和重申的（Edensor，2002：17、20）。最新的量化实证研究也支持类似的观点：一项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分析的研究发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建构是双向的，媒介议程在影响个人议程的同时，民族主义的建构遵循着自下而上的逻辑（Chen et al.，2019）。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建构和普通人日常实践的复制、生产是民族主义的两个面向（Fuchs，2020：248）。可以说，民族国家和爱国情怀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创造性的互动中创建的，没有任何一方能直接决定最终呈现的民族主义叙事（Schneider，2018：5-6）。近年来，越来越多由“辱华”引发的民族主义事件都是先由民间在网上升温为舆情，再由国家相关部门出面协调和发表声明，形成自下而上的推动。
日常民族主义的视角除了自下而上的特征，还十分强调主体的实践和行动，传播新技术对行动者的赋权提醒我们对于民族主义实践面向的关注。与安德森侧重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不同，Anthony Smith强调人们对世界的特定看法是通过共享实践实现的，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是生活的、体现的、听到的、看到的、表征的，而不只是简单的想象（Smith，1998：137），共同体意识主要通过行动而非想象而产生。这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特勒式的操演（performance）。具有操演性（performative）的行为（acts）是一种共享的经验和“集体行动”，历史情境下的身份如同剧本一样需要不断由“个体演员来实现并再次作为现实再现”（Butler，1988）。通过操演的建构是“主体”和“行动”基于规范的重复过程，身份通过这一复现或仪式的沉淀而被自然化，但复现的不稳定性也提供了逃避或超越的可能（巴特勒，1993/2011：10-11）。巴特勒的操演理论为我们理解网络民族主义的日常行为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维度。
平庸民族主义指出了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断通过“被遗忘的提醒”来增强国家认同；自下而上的观点突显了主体能动性，由于竞争性、流动性和多样性的增强，国家归属正日益从权威的官方文化中去中心化；而操演的概念则强调了在身份作为一种持续的表演和建构过程中行动的重要性，它赋予了身份一种本体论的力量（Edensor，2002：70、189）。由此，本文将中国的粉丝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民间基于网络空间的日常操演（daily performance），其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引导，也有民间文化自治性的特点并进一步影响到政治精英对于民族主义的操作。日常操演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实践的民族主义，它介于重大特殊事件和平庸民族主义之间。前者如奥运盛会、世界杯甚至战争；后者则包括国旗、国歌的日常展示、国际新闻的措辞等。操演的民族主义没有前者那么大的影响力，往往局限在某个小圈子中；相比后者它又涉及更多主动的实践行为，饭圈出征是日常操演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四 审查、斗争、抉择：
粉圈民族主义的日常操演
许多当代的西方人倾向于有意识地压制与民族认同相关的情感，将其视为原始年代的遗留而非个人不可或缺的部分（David Miller）（米勒，1995/2010：15），又或者暗示了一个更“可欲”的西方民族认同模式以与“不可欲”的非西方民族认同相区分（Smith，1991），但这种羞涩与遮掩并不能阻挡一些重大时刻来临时他们心灵深处的认同被唤醒。与此相对，中国人大方地拥抱民族认同的情感并在传播新科技时代的生活中积极投身民族主义的实践。互联网等新媒体对于媒介化政治的影响不止于政治传播网络的简单扩展（夏瓦，2013/2020：61），它还改变了普通人参与政治的方式。相较于中心式自上而下的动员与扩散，网络社会点状圈层式的传播结构在民族认同的构建中承载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吴志远，2018）。本文提出的“日常操演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强调在媒介新技术导致的全球同一言论场中民族主义的实践性维度获得空前加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是日常操演的重要特征，体现在当事人对文本的自发审查，对民族主义的策略性利用以及面对不同价值的协商与取舍。
（一）审查的敏感性
民族主义的日常操演始于全球范围内对各类文本“政治正确”的审查。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信息在社交媒体的文本中不断出现，其中部分内容极具行动的号召性。一种经过培育的警惕性让阅读同时成为文本的审查过程，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是涉嫌“辱华”的内容。“辱华”的总体原则会参照官方的描述，主要涉及对中国主权、中国人、中华文化的抨击或侮辱。是否“辱华”的具体标准在实践中因人而异，不同人的底线差别很大。代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越是年轻的如00后，这方面的审查标准越严格。“辱华”主体也是考量因素之一，一般对于外国人相对更宽容一些，特别是来自传统友好国家的人。总体而言，粉丝在关涉网络民族主义的事件中，对于艺人政治立场的要求、判断事实真相的标准因个人性格、情感和能力等因素而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从严格到宽容是一条连续光谱。
不论位于光谱的哪一个位置，年轻人在日常阅读互联网文本中自发性的“辱华”审查已经固化为一种惯习，他们不只在特定重大事件中得到召唤，也不局限于中文文本，互联网中任何对中国贬低或不利的言论都会引起身体的习惯性警觉。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及其通过互联网与国内保持的密切交流使这种全球文本的审查成为可能。这一代年轻人对于“辱华”问题的敏感性是前所未有的，国家情怀深入他们的内心。这样一种文本审查的敏感性是中国年轻网民民族主义日常操演的重要实践特征，大家有意识地参与了对国家的维护，无意识地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日常再生产。正是这样一种日常操演的敏感性，成为触发包括本文所讨论案例在内的网络“出征”等一系列事件的基质（matrix），并在事件过程中转化为民族主义的“战斗力”。
（二）对民族主义的策略性利用
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了粉丝在日常饭圈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斗争经验和策略并将其熟练地运用到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议题中（王洪喆，2016），但较少有人论及粉丝如何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策略性地用于饭圈内部的斗争。此次中泰网友骂战事件并非遵循泰国艺人涉嫌“辱华”然后中国粉丝行动起来捍卫国家这样一个简单的“刺激-应对”逻辑。其背后的复杂性在于整个事件的发酵始于部分粉丝发泄自身不满，一些公众号为了博取眼球就民族主义题材进行商业炒作，以及事情爆发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港独势力利用。
在饭圈中，“CP粉”和“唯粉”有着长久存在且不可调和的矛盾，两个粉圈背后的理念和利益冲突导致两者经常发生斗争。一开始，部分粉丝爆料Bright女友的心态是想逼女友公开道歉并让Bright和女友划清界限，甚至逼Bright在粉丝和女友（或Win和女友）之间二选一。“从狙#nnevvy到扩大成回踩Bright，其实有很大部分人就是因为他有女友不爽，然后借机找了一个‘民族大义’的大旗，以此排除异己”（受访者X）。在4·11之前，这个剧的饭圈就存在各种粉丝小圈子之间的斗争，但都局限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4·11后内部派系斗争借机升级，接受访谈的部分粉丝表示，饭圈内有些人主动向营销号投稿引发事态的扩大，为这件事的爆发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各家营销号在竞争流量的过程中以“辱华艺人”“劣迹艺人”为噱头发表极端片面的言论，为博取眼球不断地刺激粉丝的心理。有受访者指出，多个营销号通过这种方式在“411事件”后变成了拥有几十万粉丝的“大号”。“这种突然爆红容易触及各方利益，商业资本都会针对，怕新流量抢占市场。”（受访者C）此外，反华势力也将这种饭圈话语用于政治斗争，他们抓住中国粉丝的爱国情怀并不断对其进行挑衅。
从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大使馆、2003年保卫钓鱼岛行动，到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和抵制家乐福，再到2016年的“帝吧出征”和2018年的NBA辱华，历次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都是对外界触碰中国政治底线的反应，虽然网民在此过程中显示了极大的主动性和组织性，但似乎仍然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中国草根民族主义多数是被动的判断（Wu，2007：128），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但在4·11中泰网友“骂战”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饭圈部分人主动把事件往民族主义上引导，被商业力量（营销号）放大，最终激起跨国“骂战”。这些人知道民族主义的威力并且有能力和方法从广大粉丝和网友身上激发出这种潜力，是草根民族主义中主观能动性最突出的力量。草根群体不仅仅只有对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主动制造并利用民族主义以达成自身的目的。不过当他们发现自己制造的民族主义事件被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者借机利用时，又能很快地转变策略以加速热点的熄灭。虽然饭圈内部斗争中民族主义时常被当作打击对方的工具，但这种对民族情感的策略性利用又往往止于国家形象与民族利益受损之时，毕竟饭圈内部在维护国家的情怀上是高度一致的。
（三）爱豆与国家：基于多重身份的价值取舍
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在交叉与对立的话语、实践和立场上的多重建构（Hall，1996：4），网络跨国追星活动必然涉及粉丝身份与国族身份的多种互动关系。在“帝吧出征”中“趣缘社群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并行不悖乃至相得益彰”，参与者在宣扬民族身份的同时对自己“帝吧er”的身份有着同样的强调（陈子丰，2019）。而在此次中泰网友发生冲突时，粉丝会根据事件发展形势刻意隐藏自己的粉籍或国籍。在涉及偶像的政治性议题中，粉丝会尽量在爱豆和爱国之间寻找平衡，避免陷入国家面前无爱豆的困境。她们对相关的事件报道进行各种求证和分析，力图在事实层面消除偶像和国家的对立，或尽可能保持沉默，防止事态扩大（王洪喆，2016）。当不同价值相冲突时，爱国情怀高于粉丝情感是几乎所有人一致的选择。粉丝们纷纷表现出不惜与全世界一战的勇气：“Bright选择了站在泰国那边，也就是站在全球那边跟中国对立......我也没想到我一个追星号天天在这里维护国家，但我义不容辞！”（受访者Z）
然而，出征或抵制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是基于对国家的维护，或是受偶像情感因素的影响，甚至有时“爱国”成为粉丝打击竞争对手的武器（刘海龙，2017），但更多情况下是爱国情感与粉丝情感交融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粉丝内心往往经受着矛盾的煎熬：“转黑是因为祖国情感，但归根结底是伤害了挚爱粉的感情。我感觉在追一个外国明星时这两种感情是捆绑在一起的，很难明确分清做某件事是因为哪一种情感”（受访者F）。对粉丝而言，国家与爱豆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更多时候是调和二者的努力。多重身份及其导致的多重价值取舍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为了获得身份认同与承认的策略选择。偶像与国家作为“自我的投射与内摄”，能够带来安全感与满足感，是“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过渡客体’”，具有多义性和临时性（陈子丰，2016；刘海龙，2017）。在“国家面前无爱豆”的表象之下，粉丝在出征或抵制的行为中夹杂着国家认同、粉丝身份、偶像情感和个人尊严的多重矛盾与协调，身份认同的建构导致了粉丝在日常的跨国网络生活中面临着无法逃避的基于多重价值的持续协商与抉择。
当然，这种协商与抉择并不仅仅是粉丝内心的一种自我协调，同时也受到外在群体压力的影响。有的粉丝可能迫于外界压力而脱粉（即不再关注辱华艺人），但他们的内心往往左右为难。
在涉及到民族主义议题时饭圈原本的群体压力会进一步上升，甚至从线上的、情感的压抑延伸到线下的实际威胁。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安全感，能给参与者带来行使权力的幻觉，稍有不慎，民族主义运动就有被异化为裹着‘合法’和‘爱国’外衣进行报复与牟利行为的危险”（郭小安，杨绍婷，2016）。尽管是匿名的虚拟网络世界，粉丝之间也只是维持着线上关系，但这种压力依然存在甚至会直接作用于线下的身体。“她们不仅会在网络上对我进行辱骂攻击，而且可能会举报和人肉我。之前粉圈内有些人就被人肉并退学。我害怕她们说我不爱国甚至背叛国家，我很害怕。”（受访者X）
这种群体压力的后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沉默的螺旋”或诸如“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言论在中国网络上成为特权，淹没了更多深思熟虑的争论”（Schneider，2018：194）这样的简单化判断。就此次中泰网友骂战而言，在事件爆发的升温期，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为对方辩护就是不爱国”的逻辑排山倒海，确实让不同的声音难以突显。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相对理性的言论，有更多的粉丝冒着被骂“不爱国”的压力而拿出自己的分析与他人争辩。事件爆发期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表达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事件中后期整个群体似乎能越来越多地开启理性的讨论并容纳不同的观点。
参与民族主义日常操演的主体并非被群体情绪所裹挟的个人，面对多重身份和群体压力，粉丝投身骂战的情绪化发泄并不影响其在策略选择上的敏感和理性，跨国追星遭遇到的“不公”对待及其引发的身份认同冲突并没有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在面对牵涉偶像的民族主义议题时，粉丝的行为逻辑并不是“祖国面前无偶像”或“跪着追星的脑残粉”这种所谓理智和感性的简单划分，而是在两种身份认同发生冲突时基于不同的价值取舍作出的持续协商与抉择。
五
余论
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盛行是国家政治需要、市场利益逻辑和社会文化开放的共同结果（Wang，2016），它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寄托了人民期盼中华文明回归历史盛世的心愿。虽然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解读本身带有一定的解构意味，欧美学界也对民族主义导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必须看到，就宏观政治层面而言，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的世界体系所带来的政治秩序的优势：民族国家对内为集体自觉提供了最大可能，对外又不像帝国那样充满扩张野心；它建立了国家间的竞争性生活，为个人自由和努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Hazony，2018：225）。就微观个人层面而言，民族主义涉及到人类需求的四个维度：生存需求、关系需求、确定性需求和能力需求，任何一种需求都依赖于民族主义背后根深蒂固的心理机制（Schneider，2018：48）。现代社会身份的多重性和流动性令人缺乏安全感，国家认同为寻找确定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现存的锚，通过提供话语和情感的焦点使人获得一种情景感（Edensor，2002：28）。可以说，民族国家不仅是一种精英阶层的顶层设计，更是普通大众日常实践的历史情境；不仅是物质保障的运作机制，更是祛魅时代人们追寻精神寄托的内心信仰。
现有研究或者从正面突出网络民族主义实践中粉丝的能动性和有组织的动员机制，或者认为它虽有“强大的行动力和凝聚力”，但在“以维护‘爱豆’的‘斗争’而发展出的爱国逻辑中”缺乏理性的对话（吴志远，2019）。当代中国主流话语体系并未明确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是在将民族主义定性为中性词的基础上再区分出“理性”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马得勇，陆屹洲，2019），社会大众往往给“小粉红”贴上非理性的标签。其实，饭圈内部对于“小粉红”身份并不排斥，如前所述，维护国家几乎是所有粉丝的底线，但在追星过程中如何体现爱国情怀则因人而异。受访者T将她眼中的饭圈女孩分为“无脑粉红”和“有脑粉红”，其区别在于愤怒之时“是否还能接受不一样的声音；能否不被群体的意见所裹挟；是否会享受嘲讽和恶意中伤他人时的快感；能否以旁观者的角度看问题”。
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1990年代末以来“知情民族主义”在中国互联网空间的浮现（Zhou，2006：229-230），但知情与理性并非线性关系。更高的教育、更开阔的视野、更便利的资讯平台无疑大大促进了“知情民族主义”的成长，但在特定议题上能否保持理性客观的姿态涉及获取必要信息的渠道、资讯分析能力、在事件发生的当下保持冷静思考的情绪控制力等，“知情”只是众多前提条件之一。甚至有时具备理性思考能力或“知情”的粉丝也有纯粹发泄情绪的时刻。群体压力等因素也会影响到粉丝是否有意愿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分析。其中的复杂性恐怕无法用“理性”与“非理性”来简单分类，甚至话题的知识背景也会极大地限制其对理性分析的运用：粉圈成员对军迷圈话题引发的民族主义事件可能无法深入解读，反之亦然，所谓隔“圈”如隔山。上述种种“参与差异”是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重视的。当然，“知情民族主义”的概念并不排斥极端民族主义和情绪化，4·11案例中多数粉丝展现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投身“骂战”过程中的情绪化发泄；另一方面是在策略选择上的敏感和理性。
中泰网友骂战事件始于饭圈，上升到国族，最后又回归饭圈。整个事件的经过向我们展示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日常操演”的实践是如何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与其他身份进行互动。全球化语境下“平庸的世界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全球意识并未消解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在异文化的碰撞下，国族身份反而成为个人参与全球交往的前提，全球同一的言论场改变了民族主义的实践方式并使其变得更敏感。Rofel（2007）描绘的1990年代以后“欲望”中国向全球消费主义的靠拢为国人所建构的世界主义身份，在笔者看来恰恰对应着中国草根民族主义的崛起，两者并不互斥。当代民族主义叙事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官方自上而下的引导，也包括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建构，最终体现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操演与再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到政治精英对于民族主义的操作。网民在互联网文本阅读中基于政治敏感性和警惕性而自发形成的文本审查以及由此引发的“出征”或抵制事件是民族主义日常操演的重要实践形式。在爱豆与国家发生冲突时，作为爱豆粉丝和国族一员的个人面对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基于多重身份形成的对于多重价值的持续协商与抉择，其间还夹杂着各种势力对于民族主义的工具性利用并借由群体影响而作用于个人的压力。
生活是多元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爱国情感与粉丝情感彼此交融，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事件平息之后，作为此次骂战导火索的男主，其主演的该部泰国网剧即将播出续集，一些曾参与骂战的粉丝兴奋地表示还要继续追剧，“一个个想看又嫌弃自己的姐妹们”最终选择了“随心”。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0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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